【姚中秋】文翁興聊包養網心得學與文教國家之構建

文翁興學與文教國家之構建

作者：姚中秋

來源：《天府新論》，2021年第3期

 

【摘要】年齡后期，治、教二分，并分頭演變：孔子構建文教，各國競爭培養權要制國家。漢立國之后，儒家士人曾努力于推動兩者之合一，但在當時權力和意識形態的約束下，接連遭受波折。文翁作為接收過五經教導而進仕之晚期士年夜夫，憑借其志于道的精力擔當和政治主動性、創造性，繞開阻力較年夜的中心，在相對僻遠的蜀郡進行處所軌制創新，興辦公立教導，而后由漢武帝推廣到全國。是以，文翁興學是文教國家構建過程中的一個主要環節。

 

【關鍵詞】文翁；文教；文教國家；儒學傳播

 

文翁興學于蜀郡，這是儒學傳播史上的一件年夜事，也是四川文明發展史上的一件年夜事，學界已從這兩個角度進行了不少研討。關于文翁是不是蜀學之源、其與司馬相若有無直接關系等史事，還發生了劇烈爭論。但是，考核《漢書·循吏傳》的文本結構或可推測，在班固看來，文翁興學的意義遠不止此。這篇列傳的序文說：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平易近歇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為全國帥，平易近作“畫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闥，而全國晏然，平易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于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于嚴，而平易近從化。

 

此處以吳公、文翁并列漢代循吏之首，但是註釋卻無吳公之傳而以文翁列第一。關于吳公，《史記》亦無傳，僅于《屈原賈生列傳》敘賈誼生平時說起：“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于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天子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全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征為廷尉包養ptt。”司馬遷往吳公不遠，其作《循吏列傳》卻無吳公，班固列吳公于循吏行列卻不為之作傳，頗為希長期包養奇。推測其緣由或許在于，吳公學于李斯，必學刑名法術，或許于進漢之后，改循黃老之術，故“居以廉平，不至于嚴”，但終究未能興起教化，真正地移風易俗，從而與兩位史家尤其是班固所懂得的漢代政治演變之歷史邏輯分歧，故不為之作傳；反過來，把文翁列為循吏之首，則最為充足地體現了這一歷史邏輯。

 

 

 

《歷代循吏傳·文翁篇》書影

 

（來源：百度圖片）

 

此歷史演變邏輯者，何也？包養網推薦文教國家之構建是也，此即秦漢之間歷史變遷之基礎脈絡。對此，錢穆《國史年夜綱》、拙著《國史綱目》均已有所論述。本文擬把文翁興學置于文教國家構建之脈絡中進行考核。對此，余英時《漢代循吏與文明傳播》一文、閻步克《士年夜夫政治演生史稿》已從宏觀層面有頗為完全的論述，本文重要從政治學角度略作補充。

 

一、文翁其人：作為晚期儒家士年夜夫

 

據傳世文獻記載，蜀地之納進統一華夏國家政治版圖在殷周之際，《尚書·牧誓》記周武王伐殷紂王，所統領的“西土之人”中包含“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蓋因周人興起于關中西部，由本日寶雞南行越秦嶺，即可沿嘉陵江達于巴、蜀。立國后，武王一定封賜蜀人，但可以公道地推測，周室東遷之后，這種聯系一定斷絕，巴蜀乃自行發展。至秦惠王九年（公元前３１６年），司馬錯伐蜀，滅之，后又有叛亂、復歸。約半個世紀后，秦昭王以李冰為蜀守，在蜀中興修水利，“蜀于是盛有養生之饒焉”（《華陽包養站長國志·蜀志》），蜀地經濟開始發展，但秦的國家性質與李冰的政治觀念決定了當局未能采取相應辦法發展文教事業。

 

國家管理依賴兩種重要機制：以暴力為后盾的政治和滋養、塑造人心的教化，用章學誠的話說是治與教。兩者關系發生過一次嚴重變化：三代以上是治、教混融為一；到年齡末期，禮崩樂壞，則構成治、教二分格式。這是亞歐年夜陸上各古典文明演變的配合規律，由此而有德國學者雅思貝爾斯所謂“軸心時代”概念，余英時以此作為剖析士人群體興起、演變之基礎理論框架。

 

 

 

章學誠畫像

 

（來源：百度圖片）

 

具體說來，自年齡末期以來，以孔子為標志，治、教分立，分頭發展。一方面，列國間戰爭日趨殘酷，各國君包養合約王偏離古典宗教、軌制，急切尋求“富強”，即進步國家的資源生產才能和動員才能，強化國家權力。另一方面，孔子刪述六經，以之興學，教養門生。其教以仁義為中間，以“成人”為主旨，養成“士人”，是把握專業知識又有個體品德自覺的全新社會群體。他們又四處興學，實施教化。與亞歐年夜陸其他文明的教化機制分歧，興學教化不是教人信神，而是教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全國，筆者包養sd稱之為“文教”。文教所教養的士人以“為政”為志業，故《論語》第一篇為《學而》，第二篇包養金額為《為政》，明白顯示了士人之自我腳色定位。

 

但是，當時現實世界的政治完整不是孔子所想象者，孔門后學乃發生年夜分化。一部門人堅持孔子理念，面對亂局，甚至強化其理念，乃走向批評立場，好比孟子：“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克不及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于工作。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全國方務于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分歧。”（《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這種批評性立場構成后世儒家的一個傳統。

 

以子夏及其門生為主的三晉之儒積極回應時代需求，由孔子六經之學發展出法家理論，從個人經歷看，李包養條件悝、吳起、商鞅、李斯、韓非等法家有名人物皆出于包養ptt儒門。法家以富國強兵為主旨，構想出強化君權、樹立常備軍、權要制、改造地盤軌制、強化財政吸取才能、處理交際關系等方面的理論，深受各國君王歡迎、重用，陸續在魏國、楚國和秦國發動變法，逐漸樹立了人類歷史上最早的“現代國家”。

 

秦國的變法最為徹底，東方學者稱呼現代國家為“軍事財政國家”，秦制下的權要完整以執行法令為己任，心無旁騖，故漢人謂之刑名吏或文法吏，秦國可謂之“軍事－法令－財政國家”。它包養俱樂部以資源動員效力最年夜化為獨一目標，而學術活動妨礙這一點，故《商君書》反復主張撤消平易近間學術，青年若欲學習，則專攻國家刑律、政令，“以吏為師”。（《商君書·定分》）推測起來，李冰父子當為此類刑名吏，故其可以興修水利，因為這有助台灣包養網于國家富強；卻不成能興起文教，因為在法家看來，這是妨礙富強的。

 

 

 

《商君書》封面

 

（來源：百度圖片）

 

當然，隨著統一事業的推進，秦國對文教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秦國逐漸吞并東方，而東方文明教導事業發達，秦國不克不及不接納之，這就有了呂不韋組織東術士人寫書之事；統一全國后，朝廷也吸納士人為博士或官員，成為最早的“士年夜夫包養網心得”，參與各方面的軌制設計。這實際上開啟了治、教合一的歷史進程。但這一進程遭到一次宏大波折：士年夜包養app夫分歧于文法吏，文法吏以服從為天職，士年夜夫受過五經教導，有本身的政治抱負。因此，齊人博士淳于越主張復封建，李斯明確反對，并認為以士人為中間的平易近間學術威脅皇權次序穩定。秦始皇采納李斯建議，命令“焚書”。這樣，秦朝不僅沒有國家的軌包養故事制性教化機制，也消滅了平易近間內生的教化機制，這是秦政敏捷覆亡的主要包養價格ptt緣由。

 

漢開國之后，情況有所改觀，尤其是漢惠帝時正式廢除秦的平易近間講學禁令，平易近間學術、教導逐漸恢復。實際上，秦統治東方的時間很短，從焚書到漢開國中間只要十幾年，因此漢初人物接收過五經教導者良多，有名者如叔孫通、陸賈，及《史記·儒林列傳》所記傳授各經之師儒。他們復辦教導，陸續培養出士人，文翁正成長于這一環境中：“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年齡》，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

 

可見，文翁屬于晚期士年夜夫。當然，文翁不是獨一無二的，好比傳授《魯詩》的申公興辦私學，其門生遍全國：“門生為博士者十余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為膠東內史。其治官平易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史記·儒林列傳》）這些受五經教導而進仕者，便是士年夜夫。此時，士人進仕尚未軌制化，但其人數日益增多，注定了將改變漢代政教格式；最為主要的是，他們一包養網VIP定樹立文教軌制。

 

史籍沒有記載文翁的師承，但其政治行為形式卻完整依循孔子之教。孔子教其門生以治國包養網心得之道：先富之，后教之。文翁為蜀守恰是這般行事的。《華陽國志·蜀志》記：“孝文帝末年，以廬江文翁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郫繁田千七百頃。”這里所說文翁為守時間有誤，但其事大要是可托的。在做出富平易近盡力后，文翁即著手興起處所教化。

 

二、文翁興學：文教國家構建之處所試驗

 

基于中國過往兩千多年的經驗，我們可以很是明白地看到，治、教兩分局勢晦氣于國家次序穩定，但秦漢之際則處在摸索過程中，年夜部門人沒有認識到這一點，還有人出于各種來由反對，因此直到漢武帝時始得以采取實質性變革辦法，推動治教合一。但武帝的決斷絕非其個人血汗來潮，漢興之后六十多年間有良多人推動這一事業，文翁興學于蜀郡，就是此中至關主要的處所軌制創新示范，對武帝構建文教國家的進程起了頗年夜推動感化。

 

 

 

漢武帝畫像

 

（來源：必應圖片）

 

《史記·儒林列傳》緒論中有一段話簡練地描寫了漢武帝以前歷代統治集團對于治教關系之認知：

 

故漢興，然后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年夜射鄉飲之禮包養犯法嗎。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門生共定者，咸為選首，于是喟然嘆興于學。然另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

 

漢朝開國者起于東方，劉邦之弟楚元王劉交是荀子之再傳門生，曾與詩學大師申公同學（《漢書·楚元王傳》），推測起來劉邦對孔子文教并不生疏，故開國之后，令叔孫通制作禮儀，也聽取陸賈之言，令其撰《新語》，討論國家管理從打全國向治全國的轉型之道。（《史記·酈生陸賈列傳》）但是，高祖暮年重要精神在平定內亂，而后軍功年夜臣掌權，不僅強烈反對文教建設，並且積極引進黃老之術，奉以為官方意識形態。這此中不乏好處考量：黃老無為，也即不做政治軌制的變革，他們即可長期堅持本身的特權，并傳給子孫后代。故漢初六十年間，國家上層權力歸軍功年夜臣及其後輩，中下層則承襲秦制，以文法吏管理。

 

這般權力和意識形態約束決定了儒家士人興起文教的建議在中心層面是難以實施的：賈誼曾向漢文帝提出完全的變革計劃，而軍功年夜臣與刑名吏協力反對，文帝不克不及實施，賈誼郁郁而終。（《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漢武帝初即位，其師傅王臧、趙綰等人再度發動變革，遭到崇信黃老之包養女人術的竇太后為首之政治勢力的反對而中斷。凡此種種現實說明，即使貴為天子，想要自上而下地發動變革，也面臨極年夜的觀念和政治阻力。不過，黃老之治也帶來一個不測好處：處所仕宦的不受拘束活動空間比較年夜，于是身為處所官的士年夜夫就在處所上進行軌制創新，文翁恰是包養妹這方面的典範。

 

從政治角包養故事度看文翁包養軟體興學，立即可包養意思見其顯著特征：此舉完整是文翁作為處所官的自發主動包養軟體行為，而非出于朝廷法則或政令甜心寶貝包養網之請求。事實上，景帝時代恰是竇太后憑母后之威頻繁干預朝政，因此也是黃老之術的極盛之期。但也許因為蜀郡比較僻遠，文翁得以應用處所仕宦的不受拘束活動空間，在處所興起文教。

 

 

 

漢景帝畫像

 

（來源：必應圖片）

 

由此亦可發現士年夜夫之獨特政治品質。文法吏的政治倫理是嚴格執行國家、上級的法令、政令，可將其懂得為機械的“政治機器”。士年夜夫的心智卻年夜不雷同，其人“志于道”，信任本身通過研習五經把握了道，并以行道于全國為己任，是以他們富有政治批評精力：若國家法令分歧于道，或上級政令分歧理，他們會起而反對甚至拒不執行；他們也有政治主動性即創造性，凡事只需合于道，即使法令、政令未做規定，他們也能夠主動嘗試、創制。文翁恰是基于這種政治主動性在蜀郡興起文教：“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這完整出乎他個人的政治主動性。

 

文翁開創了后世儒家“志于道”的士年夜夫施政處所之基礎形式：富平易近，然后興起文教，以教化處所。士年夜夫的施政形式完整分歧于秦的文法吏：文法吏的管理是孔子所說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完整依附權力，以法令約束平易近眾。士年夜夫雖為權要，但他們受過五經教導，故其管理之道是孔子所說的“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論語·為政》）因此，士年夜夫施政處所多有明確的教化自覺，積極興辦教導，興起禮樂，以移風易俗。

 

文翁興學也有賴于士人配合體之默契。蜀地乏師儒，文翁“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余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費用，買刀布蜀物，赍計吏以遺博士。”（《漢書·循吏傳》）士人是一個文明配合體，文翁與博士均在此中，有配合的價值、話語、抱負，一定積極支撐文翁之舉，為蜀郡培養人才。

 

同時，漢代獨特的處所官征辟軌制也為文翁興起文教留有較年夜空間：“數歲，蜀生皆成績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于成都會中，招下縣後輩以為學官門生，為除更搖，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包養意思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收支閨閣，縣邑吏平易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門生，窮人至出錢以求之。由是年夜化，蜀地學于京師者比齊魯焉。”（《漢書·循吏傳》）依漢代征辟制，郡守可自行察舉、委任其僚屬和郡縣吏。文翁應用這一軌制，重用接收過教導的士人，為處所教導發展構造了一種有用的政治激勵長期包養機制，激勵處所聰敏青年投身于學，從而養成好學、崇教之社會風氣。

 

由此，文翁在蜀郡建成了全國最早的公立教導體系。孔子以個人之力興起文教，構成了東方的“私學”也即平易近間辦學傳統，六經皆有師儒私家傳授。漢初以來，東方的私學很快恢復，人才輩出。蜀地偏遠，完整沒有私學基礎，蜀地文教之興起必有賴于當局辦學。士年夜夫自己就是教化者，承擔了這一責任，其所興辦者當然是官學。后世邊遠地區的文教發展也都重要依賴處所官之積極作為。

 

 

 

川蜀位于西漢時期的東北邊疆地區。

 

（來源：百度圖片）

 

文翁在處所創辦官立學校系一年夜創舉，在處所層面上推動了政、教合一，這與漢武帝在國家層面上推動政教合一的政治決心正相吻合，于是武帝將此做法推廣到全國：“至武帝時，乃令全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這里的處所官自立創新、國家周全推廣，亦開后世以致于本日中國軌制變革之基礎形式。在秦制下，處所官只單純執行法令與上級政令，整個體制比較僵化，這生怕是其敏捷覆亡的緣由之一。士年夜夫則有政治主動性，其在基層發現經濟社會倫理問題，即自立尋求解決辦法，進行處所軌制創新、試驗。若其獲得傑出後果，即可惹起全國關注，由中心當局推廣到全國。這一形式運作的關鍵是處所官員的主動精力，而這與其“志于道”的政治勇氣有直接關系。

 

漢武帝推廣文翁興學經驗、命令郡縣立學校官是其推進政教歸于合一的事業中的主要環節，相關辦法還包含立五經博士、立太學，進而樹立察舉制，遴選接收過五經教導的優才人人進進當局，士人進仕軌制化，士年夜夫群體建制化，“文教國家”即告建成。此國家之最基礎軌制是士年夜夫兼用台灣包養政、教兩種機制，文翁可謂開其先河者。

 

文翁興學當然極為深遠地造福于巴蜀：“文翁終于蜀，吏平易近為立祠堂，歲時祭奠不絕。至今巴蜀好高雅，文翁之化也。”此前的蜀郡當然未必是文教戈壁，但生怕只要零碎人家有興趣愿供應其後輩求學，文翁則以處所最高長官的成分進行長期盡力，從而塑造了一種好包養網心得高雅的社會風氣，并且確實給國民帶來了宏大好處。蜀地開始人才輩出，這一點已載于史籍，茲不贅述。史籍未載而至為主要者仍有兩點值得一提：

 

第一，為處所經濟社會發展構建了傑出的教導基礎。至為明顯者是進步平易近眾的識字率，這當然有助于經濟社會發展；儒家的品德倫理教化也有助于增強人際互信包養一個月價錢包養網站，這是社會維持次序、市場正常運轉的主要條件。一個處所的經濟起步常有必定偶爾性，但長期堅持穩定發展則必定以文明教導為基礎，它可以培養出講忠信的處所領導者和有紀律的勞動者。后人謂蜀為“天府之國”，不獨賴其水利工程，文明教導的感化同樣至為主要。

 

第二，構建平易近眾的國家認同。蜀地偏遠，納進中國政治版圖的時間也較短，興起文教有助于構建其國民對國家之認同。儒家文教以忠孝為基礎倫理，以尊王為政治要義，自然地就是國家認同之教。是以，后世邊遠地區納進國家政治版圖都需經過興起文教之關鍵環節，才幹實現政治穩定。

 

三、結語

 

歷史上，四川凡是飾演國家年夜后方的腳色，但在秦漢之際文教國家構建的過程中，蜀郡卻充當了先鋒，這或可歸因于所謂“后發優勢”：蜀郡文教相對落后，不克不及不由處所官出頭具名組織興辦。文翁作為晚期士年夜夫，剛好有興辦文教之政治主動性，于是在相對僻遠的蜀郡進行處所軌制創新，為全國性軌制變革打開了一個缺口。

 

這一歷史事實也提醒我們，作為現代中國最為嚴重、周全的一次變革，文教國家之構建是自下而上的創新與自上而下的決斷雙向互動之結果，即士年夜夫與天子之間的互動，處所當局與中心當局之間的互動。而互動的原初動力，還是士年夜夫“志于道”的政治倫理自覺與政治主動包養sd性、創造性。懂得、研討過往兩千年間的中國政治，更不要說文明，士年夜夫是關鍵。至關主要的是，絕不克不及把士年夜夫視為韋伯意義上的權要。

 

 

責任編輯：近復